鲁，天下有仁义之国也。战国之世，讲颂不衰，且先君之庙在焉。吾谓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，学儒术而知权变，是今师也。宗于有道，必有令图，归必事焉（《孔丛子·答问篇》）。

明堂降赦，臣僚称贺讫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。是时程颐言曰：「『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』，岂可贺赦才了，却往吊丧」？坐客有难之曰：「孔子言哭则不歌，即不言歌则不哭。今已贺赦了，却往吊丧，于礼无害」。苏轼遂戏程颐云：「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」。众皆大笑，其结怨之端，盖自此始，轼非无过也。

宜兴辟雍，设庠序，陈礼乐，隆雅颂之声，盛揖让之容，以风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或曰：不能具礼，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罚之过，或至死伤。今之刑，非皋陶之法也，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削，笔则笔，救时务也。至于礼乐，则曰不敢，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人也。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，因是绝而不为，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，犬不备，或莫甚焉。夫教化之比于刑法，刑法轻，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。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，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，非所以致太平也。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，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，繇不习五常之道也。夫承千岁之衰周，继暴秦之馀敝，民渐渍恶俗，贪饕险诐，不闲义理，不示以大化，而独驱以刑罚，终已不改。故曰：「导之以礼乐，而民和睦」。初，叔孙通将制定礼仪，见非于齐鲁之士，然卒为汉儒宗，业垂后嗣，斯成法也（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，议者以为善祥。刘向因是说上。）。

绍兴十年冬十有一月，开封向侯子贲宰安福，下车思所以化民成俗之本，大惧弗能究宣。始谒先圣于学，惟王宫四壁，无旁屋以备登降，宫之外故基甚宏大，皆颓垣坏瓦。异时师旅暴起，有司以军兴责吏事，视学校若迂远而不切于治，如是者十馀年。侯乃进诸生，告之曰：「郡邑不可一日无学，是于国有系也。盖隆平时礼乐教化皆有其具，所以迁揉磨砺其民，使风俗醇厚，孝于亲，忠于君，又因射乡饮酒，而识尊卑长幼之序。所以塞奸争之窦，遏祸乱之源者，有此具而已。不幸残灭于兵烬，有司又以为不急，而遂废其具。教化风俗，将入于败坏，人才衰陋，可遂废乎」？邑丞赵君洪闻而赞之。诸生退而喜，相与出私钱，度外垣地增筑其址，推择诸儒有行业者六人，董而作之。昔韩侯邦光亦欲经画，未及为而去。至侯之来，其治不米盐，首用其力于学，惧复失坠。越明年学成，庙像一新，重门缭垣，堂房庖廪，若经籍祭器之藏，若师儒之舍，皆严丽壮雅，冠于一时。八月上丁，凡邑之士咸集，荐献颂礼甚肃。侯知士可与喟然兴于学，乃属其邑人王某记之。某因得考庠序之废兴，以明侯之用心，而为之说曰：周衰，党遂之教息，夫子无大位设，立言以持世，书成而乱臣贼子惧。后世有国有家者，由其道则治，不由则乱。鲁不废周礼，君子以为未可动。秦燔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楚人亦燔其宫。汉兴，公卿起屠贩，叔孙通率鲁诸生作汉礼仪，其事至苟简，犹足以夺拔剑击柱之气。厥后春秋飨射无所，郡国耆儒以素木瓠叶行礼于私家，县宰反率吏属而观之，何甚陋也！终汉之世，士虽通经而不本于学。至其衰也，王氏小儿谈笑而窃其国。东京进学之盛，士三万人，以名节相高，虽奸人崛起，横行天下，犹竦然畏之，何哉？又尝见唐公卿大臣失节于贼，而六馆之士独不受污。然则士之渐磨由学校而出者，其风如此。世之为吏者或不足以知之，而侯独知以为急，治县而刑清讼简，民服其化，将见礼义兴行，而先王之俗成。士皆光明秀杰，足以有为于世，或登朝廷，位将相，为时伟人。有如不试，犹当砺名节，鼓舞震动，有以自列于后世。兹侯之所期于士，他日至于是者，知自教学始也。绍兴壬戌夏五月癸巳记。

古之人制为君臣之分者，不独全人主之尊而已，势必相须，义必相济，所以经纶天下国家，而措斯民于治安之域也。故比以元首股肱、耳目腹心之象，明其同心合体而成功立事，此万世不易之道矣。然而天下治乱不常，苟值创始造端之势，则其君臣之际，为力难易，又可知矣。夫非上之任下者得其道，下之事上者尽其能，则天下之务，孰能应之哉？蔚乎高祖之经营，群臣之际会也，可谓上任之得其道，下事之尽其能也。方秦之衰，天下惴惴，困于暴刻之馀，而求其所以息肩之地。是故以布衣之资，一剑之任，始终五载，遂成帝业。鼎祚之安，传至二百馀年而始危者，岂独高祖之材能所致哉？盖亦一时之贤杰，有以先后左右，而勋业始完也。班固之论曰：「任萧、曹之文，用良、平之谋，骋陆、郦之辩，制叔孙通之仪，文武相配，大略举焉尽之矣」。夫庶事草创而天下之法度不立，则何以维持民心哉？此萧、曹之文必任，而宽厚清静所以率下也。四方多难，而天下之势易动，则何以保于全安哉？此良、平之知必用，而出奇决胜所以中于机会也。千虑则智，有时而穷，此郦、陆之辨所以必骋，而开说于后也。连衽而起，被衮南向而接之，则人未之服，此叔孙通之仪所以必制，而示朝廷之礼也。此四者，皆圣人所以经营天下而守之之先务，而高帝能之，则大略以举，大功以成，乃其验也。议者以为知人，善任使，而史臣亦言其规模宏远，信不妄矣。

哀帝时，丁傅董贤用事，诸附离之者，起家至二千石。时雄方草创太玄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，雄解之，号曰解嘲。其辞曰：客嘲杨子曰：「吾闻上世之士，人纲人纪，不生则已，生必上尊人君，下荣父母，析人之圭，儋人之爵，怀人之符，分人之禄，纡青拖紫，朱丹其毂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，处不讳之朝，与群贤同行，历金门，上玉堂有日矣，曾不能画一奇，出一策，上说人主，下谈公卿。目如耀星，舌如电光，一从一横，论者莫当，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，枝叶扶疏，独说数十馀万言，深者入黄泉，高者出苍天，大者含元气，细者入无閒。然而位不过侍郎，擢才给事黄门。意者玄得无尚白乎？何为官之拓落也」？杨子笑而应之曰：「客徒朱丹吾毂，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。往昔周网解结，群鹿争逸，离为十二，合为六七，四分五剖，并为战国。士无常君，国无定臣，得士者富，失士者贫，矫翼厉翮，恣意所存，故士或自盛以橐，或凿坏以遁。是故邹衍以颉颃而取世资；孟轲虽连蹇，犹为万乘师。

今大汉左东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后椒涂。东南一尉，西北一候。徽以纠墨，制以锧鈇，散以礼乐，风以诗书，旷以岁月，结以倚庐。天下之士，雷动云合，鱼鳞杂袭，咸营于八区。家家自以为稷契，人人自以为皋陶。戴纵垂缨，而谈者皆拟于阿衡；五尺童子，羞比晏婴与夷吾。当涂者升青云，失路者委沟渠。旦握权则为卿相，夕失势则为匹夫。譬若江湖之崖，渤澥之岛，乘雁集不为之多，双凫飞不为之少。昔三仁去而殷墟，二老归而周炽，子胥死而吴亡，种蠡存而越霸，五羖入而秦喜，乐毅出而燕惧，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，蔡泽以噤吟而笑唐举。故当其有事也，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，当其无事也，章句之徒相与坐而守之，亦无所患。故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；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馀。

夫上世之士，或解缚而相，或释褐而傅；或倚夷门而笑，或横江潭而渔；或七十说而不遇；或立谈而封侯；或枉千乘于陋巷，或拥彗而先驱。是以士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，窒隙蹈瑕而无所诎也。当今县令不请士，郡守不迎师，群卿不揖客，将相不俛眉；言奇者见疑，行殊者得辟。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，欲步者拟足而投迹。向使上世之士，处乎今世，策非甲科，行非孝廉，举非方正，独可抗疏，时道是非，高得待诏，下触闻罢，又安得青紫？

且吾闻之，炎炎者灭，隆隆者绝；观雷观火，为盈为实；天收其声，地藏其热。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攫拿者亡，默默者存；位极者高危，自守者身全。是故知玄知默，守道之极；爰清爰静，游神之庭；惟寂惟漠，守德之宅。世异事变，人道不殊，彼我易时，未知何如。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，执蝘蜓而嘲龟龙，不亦病乎！子之笑我玄之尚白，吾亦笑子病甚，不遇俞跗与扁鹊也，悲夫」！客曰：「然则靡玄无所成名乎？范蔡以下，何必玄哉」？杨子曰：「范雎，魏之亡命也，折胁摺髂，免于徽索，翕肩蹈背，扶服入橐，激卬万乘之主，介泾阳，抵穰侯而代之，当也。蔡泽，山东之匹夫也，顩颐折頞，涕唾流沫，西揖强秦之相，扼其咽而亢其气，捬其背而夺其位，时也。天下已定，金革已平，都于洛阳，娄敬委辂脱挽，掉三寸之舌，建不拔之策，举中国徙之长安，适也。五帝垂典，三王传礼，百世不易，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，解甲投戈，遂作君臣之仪，得也。吕刑靡敝，秦法酷烈，圣汉权制，而萧何造律，宜也。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，则悂矣。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，则惑矣；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，则乖矣；有谈范蔡之说于金张许史之间，则狂矣。夫萧规曹随，留侯画策，陈平出奇，功若泰山，响若坻隤，虽其人之胆智哉，亦会其时之可为也。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，则从；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，则凶。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，四皓采荣于南山，公孙创业于金马，骠骑发迹于祁连，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，东方朔割炙于细君。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，故默然独守吾太玄」。

臣闻箕子佯狂于殷，而为周陈《洪范》；叔孙通遁秦归汉，制作仪品。夫叔孙先非不忠也，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，不可为言也。昔高祖纳善若不及，挫渡若转圜，听言不求其能，举功不考其素。陈平起于亡命而为谋主，韩信拔于行陈而建上将。故天下之士，云合归汉，争进奇异，知者竭其策，愚者尽其虑，勇士极其节，怯夫勉其死。合天下之知，并天下之威，是以举秦如鸿毛，取楚若拾遗，此高祖所以亡敌于天下也。孝文皇帝起于代谷，非有周召之师，伊吕之佐也，循高祖之法，加以恭俭。当此之时，天下几平。繇是言之，循高祖之法则治，不循则乱。何者？秦为亡道，削仲尼之迹，灭周公之轨，坏井田，除五等，礼废乐崩，王道不通，故欲行王道者，莫能致其功也。孝武皇帝好忠谏，说至言，出爵不待廉茂，庆赐不须显功，是以天下布衣，各厉志竭精，以赴阙廷自闑鬻者，不可胜数。汉家得贤，于此为盛。使孝武皇帝听用其计，升平可致。于是积尸暴骨，快心胡越，故淮南王安缘间而起。所以计虑不成而谋议泄者，以众贤聚于本朝，故其大臣势陵，不敢和从也。方今布衣乃窥国家之隙，见间而起者，蜀郡是也。及山阳亡徒苏令之群，蹈藉名都大郡，求党与，索随和，而亡逃匿之意。此皆轻量大臣，亡所畏忌，国家之权轻，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。

士者，国之重器；得士则重，失士则轻。《诗》云：「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」。庙堂之议，非草茅所当言也。臣诚恐身涂野草，尸并卒伍，故数上书求见，辄报罢。臣闻齐桓之时，有以九九见者，桓公不逆，欲以致大也。今臣所言，非特九九也，陛下距臣者三矣，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。昔秦武王好力，任鄙叩关自鬻；缪公行伯，繇余归德。今欲致天下之士，民有上书求见者，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，言可采取者，秩以升斗之禄，赐以一束之帛。若此，则天下之士，发愤懑，吐忠言，嘉谋日闻于上，天下条贯，国家表里，烂然可睹矣。夫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数，能言之类，至众多也。然其俊桀指世陈政，言成文章，质之先圣而不缪，施之当世合时务，若此者，亦亡几人。故爵禄束帛者，天下之底石，高祖所以厉世摩钝也。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。至秦则不然，张诽谤之罔，以为汉驱除，倒持泰阿，授楚其柄。故诚能勿失其柄，天下虽有不顺，莫敢触其锋，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，为汉世宗也。今不循伯者之道，乃欲以三代选举之法，取当时之士，犹察伯乐之图，求骐骥于市，而不可得，亦已明矣。故高祖弃陈平之过而获其谋，晋文召天王，齐桓用其仇，有益于时，不顾逆顺，此所谓伯道者也。一色成体谓之醇，白黑杂合谓之驳。欲以承平之法，治暴秦之绪，犹以乡饮酒之礼理军市也。

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，又加戮焉。夫祇鹊遭害，则仁鸟增逝；愚者蒙戮，则知士深退。间者愚民上疏，多触不急之法，或下廷尉，而死者众。自阳朔以来，天下以言为讳，朝廷尤甚，群臣皆承顺上指，莫有执正。何以明其然也？取民所上书，陛下之所善，试下之廷尉，廷尉必曰：「非所宜言，大不敬」。以此卜之，一矣。故京兆尹王章，资质忠直，敢面引廷争，孝元皇帝擢之，以厉具臣而矫曲朝。及至陛下，戮及妻子。且恶恶止其身，王章非有反畔之辜，而殃及家。折直士之节，结谏臣之舌，群臣皆知其非，然不敢争，天下以言为戒，最国家之大患也。愿陛下循高祖之轨，杜亡秦之路，数御《十月》之歌，留意《亡逸》之戒，除不急之法，下亡讳之召，博览兼听，谋及疏贱，令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所谓「辟四门，明四目」也。且不急之法，诽谤之微者也。「往者不可及，来者犹可追」。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夺，外戚之权，日以益隆，陛下不见其形，愿察其景。建始以来，日食地震，以率言之，三倍春秋，水灾亡与比数。阴盛阳微，金铁为飞，此何景也！汉兴以来，社稷三危。吕、霍、上官，皆母后之家也，亲亲之道，全之为右，当与之贤师良傅，教以忠孝之道。今乃尊宠其位，授以魁柄，使之骄逆，至于夷灭，此失亲亲之大者也。自霍光之贤，不能为子孙虑，故权臣易世则危。《书》曰：「毋若火，始庸庸」。势陵于君，权隆于主，然后防之，亦亡及已（《汉书·梅福传》：成帝委任王凤，凤专执擅朝，而京兆尹王章为凤所诛。福上书，不纳。）。

歆亲近，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，皆列于学官。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议，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，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：昔唐虞既衰，而三代迭兴，圣帝明王，累起相袭，其道甚著。周室既微，而礼乐不正，道之难全也如此。是故孔子忧道不行，历国应聘，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乃得其所。修易序书，制作春秋，以记帝王之道。及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卒而大义乖；重遭战国，弃笾豆之礼，理军旅之阵，孔氏之道抑，而孙吴之术兴。陵夷至于暴秦，焚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罪，道术由此遂灭。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，略定礼仪。天下惟有易卜，未有他书。至于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，咸介冑武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晁错，从伏生受尚书。尚书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诗始萌芽，天下众书，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。在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后邹鲁梁赵，颇有诗礼春秋先师，皆出于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雅，或为颂，相合而成。泰誓后得，博士集而赞之。故诏书曰：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闵焉。时汉兴已七八十年，离于全经固以远矣。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，逸礼有三十九篇，书十六篇，天汉之后，孔安国献之。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馀通，藏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悯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藏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经，或脱简，或脱编。博问人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，抑而未施。此乃有识者之所叹慜，士君子之所嗟痛也。往者缀学之士，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，且不能究其一艺，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。至于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原。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。或怀疾妒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尚书为不备，谓左氏不传春秋，岂不哀哉！今圣上德通神明，继统扬业，亦悯此文教错乱，学士若兹，虽深照其情，犹依违谦让，乐与士君子同之。故下明诏，试左氏可立不，遣近臣奉旨衔命，将以辅弱扶微，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废遗。今则不然，深闭固距而不肯试，猥以不诵绝之，欲以杜塞馀道，绝灭微学。夫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乃众庶之所为耳，非所望于士君子也。且此数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视，其为古文旧书，皆有徵验，内外相应，岂苟而已哉！夫礼失求之于野，古文不犹愈于野乎！往者博士，书有欧阳，春秋公羊，易则施孟，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，义虽相反，犹并置之。何则？与其过而废之，宁过而立之。传曰：文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，贤者志其大者，不贤者志其小者。今此数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义，岂可偏绝哉？若必专己守残，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违明诏，失圣意，以陷于文吏之议，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

汉初朝制无文，叔孙通颇采礼经，参酌秦法。虽适物观时，有救崩弊，先王之宏典，盖多阙文（《初学记》二十一）。

汉家礼仪，叔孙通等所草创，皆随律令在理官，藏于几阁，无纪录者，久令二代之业，暗而不彰，诚宜撰次，依拟《周礼》，定位分职，各有条序，令人无愚智，入朝不惑。君以公族元老，正丁其任，正可以已（《续汉·百官一》注引《胡广》注《汉官篇》）。

臣闻微子佯狂而去殷，叔孙通背秦而归汉，彼非自疏其君，时不可也。臣荷殊绝之恩，蒙值不讳之政，岂敢雷同受宠，而以戴天覆地。伏惟陛下应天覆祚，历值中兴，当建太平之功，而未闻致化之道。盖远者难明，请以近事徵之。昔窦、邓之宠，倾动四方，兼官重绂，盈金积货，至使议弄神器，改更社稷。岂不以势尊威广，以致斯患乎？及其破坏，头颡堕地，愿为孤豚，岂可得哉！夫致贵无渐失必暴，受爵非道殃必疾。今外戚宠幸，功均造化，汉元以来，未有等比。陛下诚仁恩周洽，以亲九族。然禄去公室，政移私门，覆车重寻，宁无摧折？而朝臣在位，莫肯正议，翕翕訾訾，更相佐附。臣恐威权外假，归之良难，虎翼一奋，卒不可制。故孔子曰：「吐珠于泽，谁能不含」。老子称「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」。此最安危之极戒，社稷之深计也。夫俭德之恭，政存约节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，饰帷帐于皂囊。或有讥其俭者，上曰，朕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得妄用之哉，至仓谷腐而不可食，钱贯朽而不可校，今自初政已来，日月未久，费用赏赐，已不可算，敛天下之财，积无功之家，帑藏单尽，民物雕伤，卒有不虞，复当重赋百姓，怨叛既生，危乱可待也。昔成王之政，周公在前，邵公在后，毕公在左，史佚在右，四子挟而维之。见正容，耳闻正言，一日即位，天下旷然，其法度素定也。今陛下有成王之尊，而无数子之佐，虽欲崇雍熙，致太平，其可得乎？去年已来，灾谴频数，地坼天崩，高岸为谷。身恐惧，则转祸为福；慢天戒，则其害弥深。陛下亲自劳恤，研精致思，勉求忠贞之臣，诛远佞谄之党，损玉堂之盛，尊天爵之重，割情欲之欢，罢宴私之好。帝王图籍，陈列左右，心存亡国所以失之，鉴观兴王所以得之，庶灾害可息，丰年可招矣（《后汉·翟酺传》。）。

前安帝时，越骑校尉刘千校书东观，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：「汉家礼仪，叔孙通等所草创，皆随律令在理官，藏于几阁，无纪录者，久令二代之业，暗而不彰。诚宜撰次，依拟《周礼》，定位分职，各有条序，令入无愚智，入朝不惑。群以公族元老，正丁其任，焉可以已」！刘君甚然其言，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，而刘君迁为宗正、卫尉，平子为尚书郎、太史令，各务其职，未暇恤也。至顺帝时，平子为侍中典校书，方作《周官解说》，乃欲以汉次述汉事，会复迁河间相，遂莫能立也。述作之功，独不易矣。既感斯言，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《小学》为《汉官篇》，略道公卿内外之职，旁及四夷，博物条畅，多所发明，足以知旧制仪品。盖法有成易，而道有因革，是以聊集所宜，为作解诂，各随其下，缀续后事，令世施行，庶明厥旨，广前后愤盈之念，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（《续汉·百官志一》注）。

昔周昌彊直敢言，由御史大夫为诸侯相；叔孙通习于寝庙，由太子太傅复徙奉常。忠臣爱君，义无所择，如有用我，而岂徒哉！以尔孝悌称于闺门，行义信于朋友，横经学省，士论美然，擢升宪台，助予致理。朕之用汝，盖赖其言。扶遏忠邪，明辩得失，嗣有褒宠，以答尔庸。

迂非适时之称，背众忤俗，阔不与世合，天下所共笑者，吾独取之以名斯堂，岂诚乐夫迂耶？道在身弃，虽有万戮，不舍死以邀一时之安；枉己谀人，虽有万幸，不茍生以求一日之福。夷、齐以冻饿而死，迂而守夫义者也，忍耻之人所尝共笑矣，然而夷、齐不以天下之嚣嚣而变其迂。孟轲以仁义穷而死，迂而守夫道者也，从谀之人所尝共笑矣，然而轲不以六国之呶呶而变其迂。屈原以谗溺而死，迂而守夫忠者也，茍容之人所尝共笑矣，然而屈子不以众人之混混而变其迂。则夫以不迂笑乎迂，以至迂求乎不迂，甚矣其难也！吾宁迂以蕲人之笑，不欲舍至迂以求乎不迂。叔孙通以礼乐谀汉，迂道以媚时也，惜乎不知迂时以行道。扬雄以溢辞媚莽，迂己以悦人也，惜乎不知迂人以求悦己。夫二子者，是亦浅之为丈夫哉！迂之道，吾冒非笑，甘贫贱，乐而行之久矣，而不知其艰也。今又为堂以自居，以「迂叟」自名，真有意乎迂邪！堂之屋七楹，涂塈朴野，宅华栋者笑吾迂其居矣。案有书万卷，早夜驰骋，商财利者笑吾迂其习矣。风来蕉翻，声状万种，酣丝竹者笑吾迂其听矣。竹榻木几，莞簟野屦，事雕美者笑吾迂其用矣。饮水饭蔬，含嗅哺粝，食鲜美者笑吾迂其腹矣。古图名像，环列壁间，拥姬侍者笑吾迂其好矣。与人语未尝不及善，悻悻为恶者笑吾迂其言矣。问讼听政，求合乎经，尚法者笑吾迂其守矣。噫！人之笑迂叟，而不知迂叟之人笑也。一日之迂，终身之荣；一时之迂，万世之光。叟之遇耶，行迂以济乎用；叟终穷耶，守迂以任乎道。登斯堂者，有知叟之心乎？有不以叟为笑者乎？有乐与叟同夫迂者乎？叟不得而知也。嘉祐六年八月十五日，南隆蒲宗孟记。

臣闻高祖创业，韩、彭之将，征讨暴乱，陆贾叔孙通，进说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光武中兴，吴、耿佐命，范升、卫宏修述旧业，故能文武并用，成长久之计。陛下圣德钦明，同符二祖）丞噩劳谦厄运，三年乃欢。今尚父鹰扬，方叔翰飞，王师电鸷，群凶破殄，始有橐弓臣鼓之次，宜得名儒，典综礼纪。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，体曾、史之淑性，兼商、偃之文学，博通群艺，周览古今，物来有应，事至不惑，清白异行，敦悦道训。求之远近，少有俦匹。若乃巨骨出吴，隼集陈庭，黄熊入寝，亥有二首，非夫洽闻者，莫识其端也。隽不疑定北阙之前，夏侯胜辨常阴之验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。今该实卓然比还前列，间以父母老疾，弃官欲归，道路险塞，无由自致。猥使良才抱璞而逃，逾越山河，沈沦荆楚，所谓往而不反者也。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，克像以求傅说，岂不烦哉？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，召该令还。楚人止孙卿之去国，汉朝追匡衡于平原，尊儒贵学，惜失贤也（《后汉·谢该传》。）。

博士臣揖言：臣闻昔在周公，缵述唐虞，宗翼文武，克定四海，勤相成王，践阼理政，日昊不食，坐而待旦，德化宣流，越裳徕贡，嘉禾贯桑。六年制礼，以导天下，著《尔雅》一篇，以释其意义。传亏后司子，历载五百，坟典散落，唯《尔雅》恒存。《礼·三朝记》：「哀公曰：『寡人欲学小辨，以观于政，其可乎？孔子曰：《尔雅》以观于古，足以辩言矣」。《春秋元命苞》言：「子夏问夫子，作《春秋》不以初、哉、首基为始何」？是以知周公所造也。率斯以降，超绝六国，越逾秦楚，爰暨帝刘。鲁人叔孙通撰置《礼记》，文不违古，今俗所传三篇《尔雅》，或言仲尼所增，或言子夏所益，或言叔孙通所补，或言沛郡梁文所考，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，既无正譣圣人所言，是故疑不能明也。夫《尔雅》之为书也，文约而义固；其陈道也，精研而无误。真七经之检度，学问之阶路，儒林之楷素也。若其包罗天地，纲纪人事，权揆制度，发百家之训诂，未能悉备也。臣揖体质蒙蔽，学浅词顽，言无足取；窃以所识，择掸群艺，文同义异，音转失读，八方殊语，庶物易名，不在《尔雅》者，详录品核，以著于篇，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，分为上、中、下，以须方徕俊哲、洪秀伟彦之伦，扣其两端，摘其过谬，今得用谞，亦所企想也。臣揖诚惶诚恐、顿首、顿首、死罪死罪。

汉儒以簿书狱讼为非本务，然廷尉天下之平，文牍丛委，钩稽无法，吏并缘为奸，民命顾不重耶！尔生于名阀，才谞有闻，繇稷嗣之联，列理官之属。体朕此意，思所以称其职者，伫对褒陟。可。

臣闻治天下者，礼义而已耳。礼义之于人，犹绳墨之于曲直，盐梅之于和羹，适于正与和而已。舍正与和，君子弗由也。先王之道，能垂法于后世，而治天下不及于乱者，其礼义行于其间乎！礼义之大原，莫先乎宗庙。宗庙之制，自天子至于士，皆有隆杀之辨。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此万世不易之道，而唐虞三代之所隆也。《书》曰：「七世之庙，可以观德」。《易·观》之辞曰：「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閧若」。下观而化也。说者曰：「王道可观，莫盛于宗庙」。其可观者，庙貌云乎哉？以其尊祖奉亲之道备于此，则人将观而化之矣。《诗》曰：「于穆清庙，肃閖显相」。传曰：「清庙茅屋，昭其俭也」。是皆不贵乎庙貌之隆，而在乎恭庄清洁之至也。故《春秋》书立武宫丹楹刻桷之类，孔子恶其僭奢渎乱之甚，非所以交神明也。奈何两汉而下，事不师古。孝惠惑叔孙通之言，而遂立原庙。宣帝之庙，各于郡国陵旁立之。是时天下之庙，合一百七十馀所。迨及东汉，则每帝即位而各立一庙。繇汉而下，何其臆说之纷纷，而制度之不一也？原其所以乱礼之由，盖叔孙通率一时之意，以售其谄，遂置孝惠于有过之地，而通亦不免为万世之罪人。噫，宗庙之设，将以致孝思而风天下，今乃以不经之制紊乱先王之礼义，以渎祖宗之神灵，袭而行之，何不思之甚邪！今国家有天下百馀年，太平之日可谓久矣，历代沿袭之弊固宜革矣。宗庙之制，固当求合于尧舜三代之礼，然其间尚有因循未革之弊，而使尊祖奉亲之义，未尽合于古者。臣伏见祖宗以来，宗庙之外，皆别立神御殿于国中，又于陵旁置会圣宫。稽诸尧舜三代之礼，则无闻焉。迹其所起，盖由当时佞谀之臣及宦官女子之辈，援汉唐侈谬之说，赞成其事耳。今国家崇奉宗庙非不严，而四时之荐享非不备，又何必区区循汉之遗敝，务竭府库有限之财，以成不经之事乎？以至穷奢极侈，错以金璧，类如浮屠氏之所居；岁时车驾朝谒，用僧道威仪、教坊鼓吹杂陈于其间。朝廷之意，盖欲罄尊奉之礼，而极追慕之心。然而观其所以奉先追远之道，有戾于古，适足以渎慢祖宗之神灵，紊乱先王之礼法，何所益哉！汉儒尝奏罢郡国庙，引《清庙》之诗，言交神明之礼，无不清静，「今衣冠出游，有车骑之众，风雨之气，非所以为清净也。祭不欲数，数则渎，渎则不恭。宜复古礼，四时祭于庙」。可谓确论矣。祥符初，国家夷夏谧宁，公私赡给，可谓全盛矣。不能于此时讲求阙典，追复尧舜三代之盛，以遗子孙万世之谋，而乃右尚释老，营造宫观，穷天下之力，而不能厌其誇大之心。曾未三二十年，化为煨烬，而仅有存者，天意之所儆戒，顾弗明著耶？盖当时癚邪得君，忠镈结舌，遂致人主有此过举之事耳，可不惜哉！孔子在齐，闻周先王庙灾，曰：「此必矨王之庙」。齐侯曰：「何以知之」？曰：「夫矨王变文王之制，而作烦黄华丽之饰，宫室崇峻，故天殃所宜加其庙焉」。皆是古今已事之验也。嘉祐癸卯，仁庙弃天下、今兹不幸，先皇厌世，丧礼山陵之费为不少矣。虽陛下哀闵元元，率遵遗制，而务从俭约，然五年之间，两经大祸，国帑匮乏，民力凋困，祖宗以来，未有甚于今日也。臣今切虑朝廷将循祖宗故事，复立先皇神御之殿，此议一举，费以亿计。今天下财赋耗削，公私疲病，加以水旱虫蝗之灾仍岁不绝，两河流民相属于道，朝廷尚患无粟以振瘤之，不过卖祠部牒，诱民鬻爵以躬之耳。戎狄倔瞗，边不弛备，盗贼啸聚，所在为患。万一饥馑之灾绵地数千里，不识将何以济之乎？言之可为寒心。乡者仁庙一殿之费，无虑八十万缗，今若为之，当不减是。奈何违圣王之礼，循不经之说，以渎先帝之神灵，以竭县官之财用乎？有难臣者，谓祖宗以来皆有此制，而于先皇独不然，为人子、为人臣者，忍遽废之乎？此前所谓佞谀之臣，宦官女辈之所见耳。盍以先圣王之道，天下至公之议，为陛下开陈之？臣切观陛下天姿英睿，懋昭大德，始议修奉厚陵，则面戒执政，以奉承先志，节省浮费，天下必不以我为不孝。大哉，圣人之孝德，可谓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陛下能以大孝之心，钦若先帝之志，臣敢不以大忠之言为陛下开陈之乎？孟子谓景公曰：「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，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」。非臣愚戆，不识忌讳，不敢为陛下建此谋，非陛下圣德天纵，超迈今古，不能行此事。欲乞以臣此状下两制、台谏、礼官同共详定。如有可采，伏乞断自圣心，以复尧舜三代之典，以为子孙万世之法，则臣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，天下幸甚。